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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效的企业管理工具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又一次面临西学东渐,而且这样的过程还在持续进行,应该也不可能再中断。那么,新的“西学东渐”给企业的管理带来了什么?换句话说,这些在西方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工具,给中国企业和中国的员工带来了什么?为什么许多企业的领导感觉这些东西“不好使”?为什么随着这些企业管理工具的实践,员工的“被压迫感”越来越重?

 

  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方企业,这样的“被管理感”也不是员工喜欢的,但可以注意到,这样的感觉在中国企业和员工中更甚。而且一些人也据此认为“西方管理不适合中国”。事实是怎样的?我认为是一个企业价值观、制度和企业管理工具错位的问题。我们知道,当今西方企业的管理,已经远远不是我们臆想当中的泰罗制、也不是严苛的、冷冰冰的管理了,看看许多跨国公司的管理、包括听听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中国员工的感受就可明了。那么,怎样理解“企业价值观、制度和企业管理工具的错位”?就是许多企业家威权主义的和公司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员工剥削思维和斗争思维的价值观并没有改变,企业的制度设计和实施也是单向的压制和命令,而不是基于双向沟通、协商、谈判和契约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工具越精密,员工感到的受压迫感也就越重,当然其反弹也就越大。打个比方说,员工脖子上原来套一根绳儿,尚可苟延残喘,现在却直接用上了血滴子!再比如,如果是两个平等协商谈判的人要做生意,他们之间的契约和制度制定得越严密,就越能保障双方的权益,也就越能提高双方的收益;但如果这两方是不平等的,精密的企业管理工具只用于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结果会怎样?

 

  也就是因为上述结果,一些企业领导徒呼无奈,认为西方的管理“不好使”。其实我感觉,他们是犯了李鸿章一类的错误。《跌荡一百年》一书中说到中国的洋务运动时的李鸿章,李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所以,洋务派就像目前的一些企业家一样,四处寻求工具化的“坚船利炮”,而不是寻求从价值观到制度体系的全系统改变。所以书中认为:“精英阶层对传统文明的过于自信以及对制度重构的漠视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同时书中还引用梁启超先生评价洋务运动的观点来说明:“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说得多好!比附到现代企业,就是只知有生意而不知有群体,只知有股东和企业的诉求,而不知有员工的需求!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一个企业家在企业管理变革中不去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就用不着千山万水地去学什么西方的现代管理,而只要学习一下秦国的文化就够了:“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可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不是吗?

 

  可叹的是,时至今日,这种“贪狼强力”的秦文化,依然被许许多多的领导者(不仅限于企业)奉为圭臬。而按照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管理工具的评判体系,我们大约可以将中国企业划分为四种状态:无人性+松散管理(无法做大、碌碌无为的小业主)、无人性+精细的管理(秦文化、最可怕的模式)、有人性+松散管理(“家文化”式的管理)、有人性+精细的管理(我们崇尚的管理)。

 

  看岳南先生《南渡北归》一书,傅斯年先生曾经对我们十分熟悉的韦伯先生有“大不敬”之评价:“社会主义的新官僚派,人道主义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观念甚重,而谓人道主义者为幻想家。”尽管傅斯年先生有作为文人不暗经济活动方式的激愤,但从中我们是否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背景下实施“精密的企业管理工具”的警惕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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